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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新校长”:把消失的“人”找回来
[ 编辑:默念幸福 | 时间:2016-06-17 10:39:06 | 浏览:219次 | 来源:人民网 | 作者: ]



  2010年,解放周末刊登了对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的专访《“人”是怎么不见的》,直指中国教育的弊端——只见分数不见“人”。

  时隔6年,黄玉峰的身份变成了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从发现问题到直面问题,把消失不见的“人”找回来,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大课题。

  在当校长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努力破解着这个中国式教育难题。他说:“我希望能为教育打造一个范例,做出一个新的样子来:学校可以这样办,书可以这样读,人可以这样培育。”

  70岁当校长,这是老天让我做的一件事

  71岁的黄玉峰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校长。

  在70岁宣布当校长之前,黄玉峰在课堂上教了整整48年的语文,从来没有当过干部,“连语文教研室组长也没做过”。

  这位新校长一上任,就做了几件与众不同的事。

  他给即将入学的160名新生每人写了一封毛笔信,或工楷或行书,信中充满着对每个学生的期待和关爱。这花了他整整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他亲自写下了《复旦五浦汇校礼三字经》:“旦复旦,光华被。五浦汇,灵秀集……五浦人,尊校礼。循规矩,懂道理。济天下,先律己。成功日,同欢喜……”900字的《校礼三字经》,如今每个学生都已背得滚瓜烂熟。

  在立校典礼上,他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近5万元,给每个教师职工发了一个红包。红包拿到手,老师们都非常震惊——一个校长自掏腰包给教师发红包,闻所未闻。

  古稀之年走马上任的黄玉峰,就这样特立独行,信心满满。

  解放周末:您当了48年的语文老师,一下子让您担任校长,您觉得有把握吗?

  黄玉峰:去年春节过后,大概3月份的时候,复旦附中校长郑方贤来到我家,说起让我出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的校长。我当时想也没想,一口就答应了。

  我教了48年的书,一直有一种忧虑,现在教育界乱象丛生,问题很大,我曾经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让我当校长的话,我一定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当然这只是一个闪念,我从来没想过我真的会当上校长。

  也曾经有一些我的学生从国外回来,他们有一定的抱负,想办一所学校。我们一起讨论过办学方案,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都没有实现。

  所以那一天,当郑校长跟我讲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词:“奉天承运”。这是老天要我做的一件事!不能说是“天降大任”,至少是“天降斯任”,否则,怎么会在我70岁的时候突然让我当校长?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做出一个新的样子来,要用事实证明,学校可以这样办,书可以这样读,人可以这样培育。

  解放周末:但是您毕竟没有一点当校长的经验。

  黄玉峰:确实是这样。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列书单,一共买了1000多元有关办学做校长的书来读。加上我之前读过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厦大校长林文庆等人如何办学的书,深受启发。

  读了这些书,我总结下来,办学要围绕两个字,一个是“礼”,一个是“情”。“礼”就是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于是,我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校礼(草案)》,一共有8万多字,请领导批评,供教师讨论。这本《校礼》的内容,从传达室、后勤部门的规章制度,一直到教师怎么上课、考试有什么制度,乃至学生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定了严格的“礼”,确保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有明文规范。

  然后,我想让大家记住立校典礼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突发奇想,想发点红包给教职员工。但按规定不能发钱,于是我想:校长自己发钱总可以吧?于是就和夫人商量了下。我给每位老师写了一封信,信里除了红包,还放了我亲自写的大红贺帖。我这样做是想告诉大家,我不为别的,我就是为了把学校办好而来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情”就是从人心出发。

  为了鼓劲,我把学校为我装修好的两室一厅住房,奖励给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教师住,自己住在1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

  今年过年,从大年初二到初七,我一共走访了8位年轻教师的家,最远的一家在启东。那位老师今年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听说校长去他家,他的长辈、亲戚朋友都来了,一家人特别开心。我这样做,是想让这些年轻教师心安,让他们安心在这里做事业。

  我觉得搞好教育的根本就在于“礼”和“情”,在这两点上我首先要以身作则。

  怎么走着走着就忘了最初的目的

  2008年的一天清晨,复旦附中校园里照例举行每天的升旗仪式,黄玉峰站在台前,看到下面学生黑压压的一片。一刹那间,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精神上、在人格上都站起来了?他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后来,他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人”是怎么不见的》的演讲,反思了中国教育存在的束缚学生的五条“绳索”:功利主义、专制主义、训练主义、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在这些“绳索”的重重捆绑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冷冰冰的分数。

  多年之后,“人”依然不见。

  在致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全校师生、家长的一封信中,黄玉峰这样写道:“玉峰从教四十八载,深知当今教育之弊端,诚欲有所作为。昔曾以一介书生,呼号实践,乃稍有因果。惟恨孽海深广,而精卫衔石,力薄势单也。今以古稀之龄长校青浦,得与同志诸君,辟教坛之新圃,开改良之筚路……”

  解放周末:2008年的时候,您作了题为《“人”是怎么不见的》演讲,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很多年过去了,您当年提出的教育问题似乎并未改观,反而愈演愈烈。

  黄玉峰:纪伯伦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忘了我们最初为什么出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得到和谐的发展,让人的一生活得开心、幸福、健康。而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提倡“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只是为了将来找到一个好工作;指望孩子能考上北大清华,考上常春藤大学,只是为了将来能赚更多的钱。我们把最初的目的给忘记了。

  一个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她最希望的是什么?相信大多数母亲会说,我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幸福;而不会说,我希望孩子能找个好工作,赚大钱。也就是说,你的初衷是希望他健康幸福,但走着走着,怎么就忘了最初的目的呢?

  教育是为了人的完善。孔子讲得好:“古之学者为己”,教育是成己之学,读书是为了成就自己。每个人不管将来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有幸福感,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的本质是充实生命的过程,教育是为学生打好“做人”的底子。

  然而,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孩子学习成绩很好,可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他长大以后,恋爱、婚姻成了问题,和父母以及周围人的关系很紧张,工作也总是换来换去,这样的人幸福吗?

  解放周末:要把消失的“人”找回来,是一件易说不易做的事,您觉得应该从哪里入手?

  黄玉峰:我不是一个理论家,但我有48年的教育实践经验。我认为,要找回“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人的培养当成学校唯一的目的。在实践中我深深感到,目的首先要明确,目的不明确的话,什么也谈不上。我们始终不能偏离这个目的,因为有很多诱惑会让你偏离航向。比如有人会说,你们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不怎么样,你还搞什么教育改革?我们必须要顶住压力。

  比如,我们开办诗社教孩子们写诗。写诗确实与考试无关,但会写诗的孩子和不会写诗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对一个人来说,会写诗就多了一种修养。还比如,孩子们到敬老院去帮助老人。这考试时也用不上,但对孩子的心灵成长有好处。如果我们光为了分数把别的都抛弃了,那么对他们的成长极为不利。相反,人的素养提高了以后,对学习有了兴趣,有了一种使命感,有了理想,他的考试分数自然也不会很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身体健康,性格旷达,为人友善,温良恭俭让,谦谦君子。这样的人,不管他成绩好坏,他一定是幸福的。

  解放周末:在实践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黄玉峰:关键还是观念问题。如果社会普遍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个改革者要进行这样的教育改革是有很大阻力的。比如,社会上的人因为从众心理,都认为刷题有用,都觉得要做“学霸”“牛娃”,那么一所学校要有所作为就很难。

  我们也遇到过家长的质疑。有的家长就问:别的学校作业要做到晚上10点、11点,你们怎么8点作业就做完了?我说:学生们晚上多一些时间,捧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不是很好吗?好在,现在理解我们这种教育观念的人越来越多,家长对我们越来越信任,渐渐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为德育而德育,反而把德育僵化了

  2015年9月28日,“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举行了立校典礼,这一天是孔子诞辰2566周年纪念日。

  “呜呼,教育之颓亦已久矣。五浦之兴,如清风来,如春雷响。惟师生一德,家校同心。筚路蓝缕,开启新程……”黄玉峰为开校典礼所作的《五浦庠序赋》,洋洋千字,掷地有声。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成了黄玉峰实施教育理念的基地,他决意将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都奉献给这所学校的孩子们。

  每个周一早上5时半,他从市区出发去青浦的学校,直到周五下午5时半孩子们都放学后才回市区家里。平时,他黎明即起,和孩子们一起上晨会课、出操,然后去班里听课。一天三顿饭都和学生吃在一起。每天晚上,他到学生宿舍或教师办公室转一圈,才放心地回宿舍休息。

  他丝毫不觉老之将至,反而有一种刘禹锡所说的“秋日胜春朝”之感。

  他想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教育改革中,闯出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路子来。

  解放周末:您立志“做出一番新的样子来”,请问您的这所学校“新”在哪里?

  黄玉峰:我们在课程设置上首先追求突破,和别的学校有所不同。我们在课外为学生们开设了一些讲座。比如“养正讲堂”,请来各路专家学者上课,意在“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走近先贤”,讲授孔子、孟子等古今中外先贤的故事,让孩子们亲近大师,神交古人;“汉字文化”,由我来授课,通过一笔一画讲解汉字的历史,挖掘蕴含深厚的中华文化;“科学讲堂”,则请来天文、地理、生物、军事等理科方面专家来给学生授课,拓宽知识面。

  带孩子们“走出去”,也是我一贯坚持的。到淀山湖畔吹吹风,到青浦图书馆听讲座,到崧泽文化遗址寻找自己的先人,到嘉定秋霞圃踏青,到汽车城看看汽车的发展史,用古代的方式隆重祭祖……边走边聊中,孩子们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

  解放周末:这些课程都是紧紧围绕着培养人而展开的。

  黄玉峰:最近我在想,数学也好物理也好,都应该渗透德育,我甚至认为,德育课应该取消。取消并不是因为不重视德育,恰恰相反,而应该把德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中去。因为光是上德育课,“为德育而德育”,往往会成为说教,反而把德育僵化了。

  比如,数学讲到几何学,可以提一提让我们上海人骄傲的先贤徐光启;物理课上讲光学,不妨谈谈墨子,因为在《墨经》里详细记载了小孔成像的现象。德育教育,不需要刻意着力,处处皆有可为。

  解放周末:学生毕竟还是要考试,面对分数这个“紧箍咒”,您又是如何破解的?

  黄玉峰:确实,考试有比较强制的答案,一些学校和老师就通过反复刷题、反复训练,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我们的措施是,提高自主性,提高兴趣,尽量在考试中出一些开放式的题目,而不出“死”的题目。

  比如,如今语文试卷中的阅读理解部分,经常让学生分析这篇文章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其实,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我们的语文考试一律不考这些。我们自己出题目。比如,我们这次期末考试有一道题是这样的:请给一段没有标点的文言文加上标点符号。这种题目比较实在,能真正考出学生的阅读能力,有利于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我们也许不能改变别人,那么先改变自己,自己先做起来。

  只有爱教育、爱学生,才会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要把“人”找回来,要把“人生教育”真正写在学校的旗帜上,关键在于老师。

  黄玉峰深知这一点。在他的心目中,“教师即教材”。教师的人格,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教材的生动体现。

  他自己当语文老师的时候,被称为“语文的叛徒”。因为他上课常常“上天入地”“东拉西扯”,不让学生做毫无益处的“知识点操练”,却指导学生办杂志、出文集、吟诗歌、练书法、学篆刻、演戏剧等等;一次,他的公开课只讲了5分钟,剩下的时间留给学生们自己阅读,让听课的老师面面相觑。

  他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为的是让学生走出“应试”的樊笼。他说,唯有如此,在老师的眼里,才能看见一个个学生,而不是一个个分数。

  解放周末:您几乎每天都去听课,主要听些什么?

  黄玉峰:我随时随地都会去听课,不仅语文课,还听数学课、英语课,然后给教师们提建议。我每次听课的时候,不是坐在课堂的后面,正对着老师;而是坐在前面,正对着学生。我在观察学生,看哪个学生对老师讲的东西没有反应,看哪个学生不做笔记,我课后就去了解一下。

  听下来,我觉得新老师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只顾自己上课赶进度。在老师的眼里,应该看见的是人,是学生。千万不要只顾着赶,而不去关注学生。须知一切教,都是为了学。

  解放周末:在您的心目中,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黄玉峰:有句话叫“教师即教材”,教师本身就是最好的教材。要把学生培养成“人”,教师自己应该首先是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只会唯“教纲”是从的教学机器。

  好老师要有自己的魅力,魅力是指人品和学问。你的人品怎么样,你是在追求分数、是在追求让校长表扬你,还是一心一意为了教好学生,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同时,学识丰富,知识面广,一专多能,这也是好老师的基本素质。

  好老师还要真正爱教育、爱学生。因为只有爱教育、爱学生,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想方设法地去解决。如今很多人都怀有比较强的功利心,但是,作为一个好老师,你还是可以创造良好的小环境的——毕竟教室门一关,三尺讲台上你是起主导作用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是老师。

  解放周末:从特级教师到新校长,您觉得自己更适合当老师还是当校长?

  黄玉峰:孔子有句话叫“君子不器”,我觉得自己当老师和当校长都是合适的。但是我更愿意当校长,因为可以影响更多的老师,进而影响更多的学生。

  人物小传

  黄玉峰

  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1967年开始任中学语文教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2015年,出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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