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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宗旨:以学问为终生事业 融会中西
[ 编辑:默念幸福 | 时间:2015-08-04 17:52:22 | 浏览:369次 | 来源:凤凰网 | 作者:荆竹 ]

    

      

     

      本文摘自《黄河文学》2006年第2期,作者:荆竹,原题:《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从1928年7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吴宓在《大公报》兼职编辑主持《文艺副刊》总共不足五年半时间。他自己在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主要是《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年纪念》、《论诗之创作》、《诗韵问题之我见》、《吴芳吉传》等。期间,正值“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与“八·一三”淞沪会战。他非常关注国内时局之变化,遂利用文艺副刊这块阵地,为宣传抗日救亡而作出努力,搜集和发表了不少抗战方面的作品,也发表了他自己对抗战文艺作品方面的批评。如常燕生的《翁将军歌》,吴宓对此诗大加赞赏。因为吴宓不善于写经验之外的作品,故此一时期他没有留下直接写时事方面之诗作。他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了白话文学方面的栏目,约请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主持,由此团结、联络了不少文坛大腕,如沈从文、萧乾、林徽因等。吴宓还写了《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一文,对《子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对茅盾运用与提炼口语化的文学语言表达了由衷之钦佩。可见,吴氏尝批评反对的只是粗俗、卑劣之口语,对精炼、准确、意境深远之口语仍表示深深的敬佩之情。后来吴宓尝用白话文写过一篇《徐志摩与雪莱》的文章,发表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杂志1936年第12期上。徐志摩遇难后,吴宓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悼念文字与诗作。徐氏之追悼会吴氏亦前往参加,在追悼会后吴宓写了一首《挽徐志摩君》之诗作。全诗云:

      牛津花国几经巡,檀德雪莱仰素因。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曾逢琼岛鸳鸯社,忍忆开山火焰尘。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

      据吴宓注,该诗发表在1931年12月14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对徐志摩给予了非常高之评价。在徐志摩逝世三周年时,吴宓又写了一首《再挽徐志摩》的诗:“君亡三载我犹存,异道同悲付世论。碎骨红颜知己泪,呕心集卷爪泥痕。名山路险轻孤注,情海冤深甚覆盆。离合是非都不省,明星灿灿远天繁。”在1935年12月,吴宓发表了著名的组诗《忏情诗三十八首》,其中第五首开篇说:“卓志奇情慕雪莱,鸳湖艳侣未同陪。”前句说的是徐氏羡慕雪莱,因为雪莱具有“卓志奇情”之品格,敢于离经叛道,离婚追求更美好之幸福;后句说的是吴氏自己艳羡徐氏,因徐氏最终得到了陆小曼而自己至死没有得到毛彦文。吴宓之所以非常关注徐志摩,主要是因为徐志摩的诗人身份,反复将徐志摩与雪莱相提并论,并不是此二人之诗的美学特征相似,而是二人之情感经历相似,二人皆敢于离弃前妻,追求新爱,终获成功;当然,吴宓同样是暗将自己与徐志摩、雪莱相比,自己离开陈心一前妻去追毛彦文,从中国追到欧洲复返回中国,终告失败。所以,吴宓在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中说:“我哭志摩便是哭我自己,”“大家哀悼志摩,我便更要哀悼我自己”可见,吴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是借徐志摩之诗人身份,在诉说自己之感情身世。无论如何,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兼职虽说只有五年多时间,但在他整个人生的学术履历表上,却是不能不填写的一页。

      让我们再看看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关系。

      1925年初,吴宓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校长曹云祥请他出任研究院筹备主任,并增聘其为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吴宓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攻研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与吴宓同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还有陈寅恪和汤用彤。因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被誉为哈佛三杰。吴宓于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席;1924年,吴复至东北大学,致力于西方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仍兼《学衡》杂志主编。清华学校看重吴氏学识渊博,酷爱中土优秀典籍,以及吴氏会通中西,乃聘其回母校担当此任。关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之目的与宗旨,除研究院章程中阐发的“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生相终始”之外,吴宓专门写了《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一文,吴宓认为,设立研究院大致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乃设院之初意。可见,创办国学研究院,实乃形势发展所迫,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是中西文化之大碰撞,为了适应,以达到中西融会,必须要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之精深研究,来予以文化再造,达到继承、发展和弘扬之目的。吴宓历来重视中西会通,故,越是提倡向西方学习,就越是要重视中土文化之研究;通过对中西文化兼容并包,精深研究,使之在交融中再造中华文明。后来,吴宓在出版《吴宓诗集》时,专门翻译了法国诗人解尼埃之《创造》诗第一八一至一八四行的诗句,以明其志,并将此诗句放在诗集之首页。此诗写道: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为描画吾侪之感想兮,借古人之色泽;就古人之诗火兮,吾侪之烈炬可以引燃;用新来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

      以上之诗句,已经非常明白地表达了吴宓的学术文化思想。他研究中西文化,乃是为了“酿造吾人之蜜,”为了引燃“吾侪之烈炬”。这些,皆可视为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主导思想。

      校长曹云祥初欲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之办法,商之于胡适,并聘请胡适担任筹备大学顾问。胡适之很谦虚地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胡适之坚辞不就,认为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应于中国,遂建议曹云祥校长应采用中国宋元以来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曹云祥似乎接受了胡适之的意见,因曹氏毕竟是业内人士,精通教育与学术。

      曹云祥,1881~1937,字庆五,浙江嘉兴人。190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留校任助教,曾在江苏、浙江任过中学校长,1907年公费赴美留学,1914年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硕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研究,不久出任中国驻英使馆秘书,1919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1921年任中国驻丹麦使馆一等秘书,同年回国任外交部秘书兼清华学校董事会董事。自此,曹氏将清华“改大”与设研究院事一直挂在心上,不辞辛劳,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

      1925年2月,国学研究院筹备处即开始办公。吴宓拿着曹云祥校长之聘书,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处,去商聘大师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事。其实,在此前的1924年12月8日,胡适先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之信中写道:“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兹将致王君一函并聘书送请察阅如蒙同意,即请转致,并恳玉成是荷。”致信甫三日,校长曹云祥于12月11日复致胡适一信,约王国维与胡适同至清华聚餐。由于曹氏求贤心切,在未与胡适、王国维协商妥当之情况下,便按本校聘教员之惯例,给王国维送上了校方统一印制之印刷品聘书。

      事后,曹氏发现此法不妥,便立即致信王国维解释,并附手写聘书一件。信和聘书皆请胡适代转。信是这样写的:“静庵先生大鉴:前奉聘书,因系印刷品,表明本校聘请教员事同一律,所以先填送览。兹以添注涂改,殊欠敬意,特另缮一份,肃函奉送。”聘书内容如下:“兹聘请王静庵先生为本校研究院主任,担任国学研究事务。即希查照后,列聘约办理为荷。一、每星期内授课拾点钟以内。二、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元,按月照送。三、一切待遇照本校规定研究院教员任用规则办理。四、此项聘约以叁年为期,自民国十四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十二月底止,期满若得双方同意再行续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胡当即着手做溥仪的工作,并致信王国维说明研究院情况,胡适说所谓“授课拾时”,是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吴宓还给胡适说,王国维还要时常去清室“觐见”走动。故复次致信转达“曹君”云祥之意,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为先生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所以,溥仪之“诏书”,加上胡适的诚意和曹云祥校长之善待,王国维真的是被感动了,遂决定到清华园去看看。王国维乘坐的是胡适之汽车,胡适亲自陪同,走马观花式地游走了一遍清华园。从此,清华学子得到了这位国学大师之教诲。这是清华学人之骄傲,亦乃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之一件幸事。

      1925年春,王国维决定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他在致好友蒋汝藻的一封信中写道:

      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诲,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王国维的这封信非常重要,简直就是一份“自白书”。“计亦良得”,道出了他就任国学研究院教职,实在是内忧外患交加中之衷心所愿。可见,胡适之那份真诚与曹云祥的求贤之情,并非能完全医治和抚慰王氏那颗早已伤透之心,无法再给他一个健全的没有裂痕之灵魂。这才有了吴宓到王氏住处,商聘大师来研究院任教一事。

      吴宓走进王国维之客厅,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大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吴宓在其《自传》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庵先生,在厅堂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王国维应聘到职后,亦尝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4月17日,王国维携全家迁入清华园西院18号。其居处分七间、五间各一处,两处相去百余步。一处在东,一处在西。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又字伯隅,号观堂,复号永观,浙江海宁人,著名国学大师。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本、英国和德国文字,对康德、尼采之哲学尤有所得。1901~1911年间,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翻译发表我国创建新式学堂急需之教科书与参考书二十多部。期间,还尝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私立专科师范学堂——通州师范学堂和苏州师范学堂之教席。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专治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之考释研究方面,皆取得了惊人之成就,奠定了其国学大师之地位。1916年回国,在上海为英籍犹太人哈同编撰《学术杂志》并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2~1924年间,曾受聘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代表作《观堂集林》问世,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王国维的学识博大精深,深受世人之敬佩。郭沫若尝称赞王国维说:“王先生的力量自然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鲁迅对王国维的成就亦倍加称赞,他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吴宓亦非常敬佩王国维博大精深之学识,他说:“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余独喜先生早年文学、哲学论著;以其受西洋思想影响,故能发人之所未发。”

      吴宓在努力商聘王国维的同时,复去天津商聘梁启超之事。“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吴宓对梁启超非常敬佩,他说:“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梁启超是清季民初极有影响之杰出学者,1917年后全力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其《饮冰室文集》明快畅达,开一代之文风;后致力于史学,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为现代史学树一基石。学界公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王国维、梁启超应聘到任后,吴宓即与他们商讨草拟研究院缘起与章程,及准备招生事宜。为此,吴宓尝多次登门拜访王、梁二位先生,研究院的许多事都是吴宓先请示二位先生才决定的。紧接着,吴宓又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建议聘请陈寅恪来校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与陈寅恪二人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识后,倾盖论学,结为挚友,毕生弥笃。

      吴宓后来说:“宓始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力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转眼至4月间,梁启超到任后亦向校长曹云祥建议,聘请陈寅恪任研究院导师。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云祥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什么著作,这就难办了。”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显然梁任公是气话,是急而言之。其实学校于两月前既将聘书发出。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接到清华学校的函后,复信告以吴宓先生:“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宓接信后不禁感叹:“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吴宓遂又致信柏林,劝陈应聘。1925年6月,陈寅恪致信吴宓,表示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并说“明春到校”。至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要导师皆已聘完,他们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和讲师李济。在陈寅恪还未到校上课之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学术奇人。

      陈寅恪,1890~1969是著名史学大师,江西修水人。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季进士,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受家教之薰陶,酷爱经史古籍。1909年毕业于上海公学,后赴欧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校。他通晓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暹罗文、英、法、德、拉丁、希腊、俄、希伯来匈牙利马扎文等诸种语言,对满、蒙、西夏、波斯中古、回纥文以及吐火罗语、桔嘎斯语、高家索语、吉尔吉斯语等亦通晓,均备其治学之用,学术造诣驰名中外。赵元任1892~1982是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天津,是我国现代语言学之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复是我国现代音乐先驱者之一;李济1896~1979是湖北钟祥县人,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1920年入哈佛大学研究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因李氏已与弗利尔艺术馆有约在先,而不能“常川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乃按惯例聘为人类学讲师。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携眷由城内旧居搬来清华园,住在清华西院18号和17号。为移居清华园之事,王氏于4月13日致信蒋汝藻说:“弟定于廿五日移居清华园,园中房屋不及城内宽畅,且两所隔离相去逾百步,然别无他屋可觅,只得暂行敷衍。校中事,弟提议必多购置书籍,然每岁仅能购万元,而预算亦尚未定。然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矣。”迁居后,王国维即提出了“多购置书籍”之建议,这说明王氏虽对院长一职坚辞不就,但仍然参与了研究院之筹备工作。梁启超到任后,校长曹云祥特意设宴欢迎王国维和梁启超,并邀吴宓作陪。校长此前尝有意请王国维出任研究院院长,王氏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而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赵元任、李济到校后,“校长宴请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于工字厅,PC及宓为陪,为欢迎赵、李二教授、讲师也。”

      在清华学校举行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吴宓在会上提出研究院的经费预算及房舍问题,获通过,国学研究院之筹备工作得到进一步落实。在商讨如何办好国学研究院时,教授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王国维阐述了增置图书之重要意义,受到与会者赞同。要研究国朝学术,就要有足够之国学书籍,可当时清华学校图书馆所藏有关国学之书籍非常少。学校成立了国学书籍审查购置委员会,其职务为讨论决定购买国学书籍方针,调查本校图书馆所有国学书籍,并研究购买国学图书最廉最善之方法。经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委员会主席为王国维,委员有图书馆主任吴汉章、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戴梦松、陈文波。王国维在审查了图书馆现存之书籍后,尝与吴宓和研究院助教赵万里多次进城去各家书店选购国学书籍。有一次,他们在琉璃厂各书肆中,寻访中土典籍,游览多家,为学校图书馆选购若干种,皆研究院目前开课所必须读者,如《十三经》、《二十四史》皆在购买中。王国维不负众望,的确为图书馆购买了相当多之经典名著。王氏自从日本回国后,十多年一直跻身遗老群,溥仪被驱出故宫后他惊恐不安,彷徨不知所措,自来清华以后,心情舒畅,颇觉惬意。吴宓对其在创建国学研究院之工作中如此热心投入,深有所感。并在9月13日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十时,至琉璃厂文友堂,晤王静安先生及赵万里君,为校中购书另有详账,共费二百二十四元五角六分。在簿玉堂及中华书局等处细行检阅。王先生请在青云阁玉壶春午饭,进果面。

      下午,又在琉璃厂购书。四时,宓先乘人力车返校。

      自京乘人力车返校,途中口占:

      一宝马香车多贵游,追欢佳日聚芳俦。谁怜踽踽一孤士,阅世劳生有积愁。

      二何必寻山事远游,秋郊如画静无俦。风和日丽林峦爽,略洗填胸一段愁。

      三无补此身沧海游,终伤学道寡朋俦。依依回首十年事,少壮何来如许愁。

      稍后,吴宓复在《清华周刊》之一段《补白》中写道:“悲观自悲观,但不可因悲观而厌世。”“悲观而能积极作事之人,比乐观而能积极作事之人,犹为可佩。古今名哲,大都亦悲亦乐,且悲且乐,不悲不乐。”《清华周刊》第355期,1925年10月16日,第22页吴宓的这段《补白》绝不会是“无的放矢”,这实际上是对王氏一心投入工作之由衷赞佩,复是对王氏之深切厚望。

      大师对大师之理解,并不停留在某种表面;关键在于会心——心与心之交融,灵魂与灵魂之相融。在他们之间,似乎天然即存在某种思想契约,一经相遇,便可溶化。难怪吴宓非常敬佩王国维博大精深之学识,他尝谓:“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余独羡先生早年文学、哲学论著;以其受西洋思想影响,故能发人之所未发。”

      陈寅恪是于1926年7月7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报到的,他于1925年12月18日归国,本来当时即刻报到,但因父亲生病在家需要照料,直到第二年暑期开学时方始到国学研究院授课。当陈寅恪来报到时,吴宓已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关于吴宓辞职之原因,其女儿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有如下记载:“1926年3月,父亲因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方向,与清华教务长张仲述等意见不合,以‘宗旨无定,计划难行’,在向校务会议提出《研究院发展计划书》的同时,向校长提出辞去研究院主任的请求。父亲辞职被批准后,国学研究院主任职务由曹云祥校长‘兼理’了一个多月,后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管研究院事务’。”陈寅恪于1926年7月7日抵达北京后,即感身体不适,复返回南方一趟,至8月25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时才来授课。据吴学昭记述,1926年7月7日下午1时左右,吴宓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乘人力车进城;下午5时许,吴宓至西河沿新宾旅馆访陈寅恪,告以清华种种情形。这是吴宓与陈寅恪自1921年6月在哈佛大学分别以后的第一次相见,两人又高兴又感慨。吴宓当即赋诗一首,赠陈寅恪先生,诗的题目是《赋赠陈寅恪》。全诗云:

      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此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吴宓对当时人事纷争之厌恶,未能畅其志而离开国学院之心境。吴宓尝将此诗寄陈寅恪之老友刘永济一阅,刘氏来信相劝。据1926年9月5日《雨僧日记》:“近得刘宏度永济函云:‘奉乎年,诵新诗殊幽怨。人生乱世,而欲有所作为,安得不低头,安得不堕溷惟望以文史自娱,以天命自遣,不消极亦不过于急进。庶有曲肱饮水之乐,而无时时不遇之悲也’。下略。又云‘平日学道读书,满拟临事不至所措。乃一旦小小吉凶之事,即足以夺其素养,可见知行一致之难。’均可为座右铭也。”吴宓当时之心绪,由此可见一斑。第二天,即7月8日,吴宓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当时吴宓住在清华工字厅之西客厅,陈寅恪返校时与吴宓住在一起;后来吴宓复介绍陈寅恪与著名史学大师陈援庵先生见面。吴学昭记述道:“七月中旬,寅恪伯父小病,父亲为之护理……当时正值暑假,寅恪伯父病愈后回南方家中调养。开学前不久再来清华。”

      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第二年,即1927年,这一年陈寅恪已经38岁,仍单身一人,住清华园工字厅。正是这一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清华园一位声名显赫之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之昆明湖中,终年50岁。关于王氏自沉,迄今已近80年矣,自沉之具体原因仍是个谜,尚无定论,而谈王氏自沉之文章不计其数,因本文不讨论王氏自沉,故不赘述。王氏自沉后,检查人员从口袋中翻出一份遗书,封面上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纸已湿透,唯字完好。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书中“书籍可托陈、吴”,指陈寅恪和吴宓。陈寅恪尝先后写有七律《挽王静安先生》与《王观堂先生挽词》,还写一挽联。挽联是:“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皅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吴宓也撰一挽联:“离官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王国维之丧事举行得十分隆重,于6月16日在北平下斜街全浙会馆举行了悼祭,共收得哀挽诗联几百幅,许多诗联皆将王氏比作屈子。8月14日,家人遵死者遗命,将其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愿,清华校长曹云祥为首数十人相送。9月2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梁启超手持鲜花,率部分师生至王氏墓前拜奠,并发表著名的《墓前演说》,声泪俱下。梁启超在演说中盛赞王国维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高度评价了王氏的学术成就。王氏殁后,各方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报刊报道推测失实者颇多。为此,吴宓于6月5日上午写信给北京《顺天时报》总编辑,详述王氏死前情形,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并附录王氏遗嘱全文,此函件邮寄去,次日即刊出。在王国维自沉一周年前后的1928年,清华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和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学衡》杂志等刊物,皆刊行了“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皆对王氏一生及学术活动予以了极高评价,此处不赘。两年后的1929年6月,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于王氏逝世两周年祭日,在清华园内集资建造了一块纪念碑,恭请陈寅恪撰写碑铭;由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拟式,永为纪念。

        (来源:黄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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